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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2-11 0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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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易墓志是洛阳北邙山上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志主郑易出自荥阳郑氏,系中唐仕人。墓志完整记载了郑易的家族世系、婚宦、政绩及生平经历等情况,有助于中古时期荥阳郑氏家族研究。郑易由明经入仕,曾先后任幕府僚佐、州郡史、京都郎。志文记录了郑易贞元年间在荆州的救荒中倡议并实施了工赈,弥补了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不足,对于研究中唐时期的荒政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郑易在经学与文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撰有《三传异同》十七卷,可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郑易墓志由外甥朝议郎、尚书刑部郎中李正辞撰文,其人也是当时工书擅文的仕人。明代帝陵石刻制度较之唐宋帝陵有较大的变化。本文在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明皇陵和明孝陵石刻雕凿年代和制度来源,指出明皇陵在经历了明初对北宋先帝陵神道石刻的刻意模仿之后,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在其基础上大胆创新,成为一代之制,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年,贵州省引进首批日本教习任教武备学堂。黔省地处西南,也不是 日本重视的区域,却多省与日本建立方往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黔抚邓华熙的个人因素密不可分,包括他所具有的趋新思想、此前在安徽巡抚任上积累的招聘经验以及与日人建立的交往等。邓华熙接任贵州巡抚不久,为"风气"、"宏教育"而向日本方面提出聘订教习。双方就教习的聘用期限、权限、薪酬及人选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商议,并 终确定了招聘合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的发展。以教习为主的在黔日人,则成为日本与贵州的重要中介;在商谈招聘的过程中已渐显强势的日本,亦借此机会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渗透。《小说月报》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背景下,其杂志的销量持续下降,同时读者主体由旧式文人转变为新式与城市大众,原有的杂志内容已经很难满足读者的需 ,《小说月报》在主编沈雁冰的带领下大胆进行改革,放弃以文言章回小说、旧体诗词、改良新剧等栏目为主要内容的报理念,革新内容,成为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同时也成为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新改版的《小说月报》以积极宣传治世救国之道的报理念,通过设专注、专栏、文学家研究、海外文坛消息、评论、创作批评等栏目,刊登大量翻译和白话文文学作品,吸引读者,提升销量,成为新思潮传播的重要阵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同时,《小说月报》也借助改革,建立起编辑与读者的良性互动关系,使读者从传统的被动参与、被动启蒙转变为积极参与杂志构建的新生力量。捐纳是清代吏选拔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封建吏治腐败的重要表现之一,本文借助捐执照这一实物,对清代捐纳制度的特点、作用及弊端进行分析和探讨。铜禁是我国西周始出现的新式青铜器,自上世纪初始发现,但对其起源、定名、用途等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根据目前我国已发现的五件铜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铜禁的起源、定名、用途、使用年代、使用者身份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虚谷的人物画由于被其花鸟画与山水画的艺术成就所掩盖,故学术界关注得比较少。其人物画绝大部分是肖像画,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虚谷继承了明代波臣派以及浙派人物画"轻勾淡写"的艺术技法与风格,又能化为己用, 终呈现出简练朴实、平淡清雅的艺术风格。其人物画可以分为早、晚两个时期,早期作品注重人物造型的刻画,画法严谨,细腻精致,人物面部有着明显的立体感与明暗效果;晚期作品削弱了这种立体感与明暗效果,用笔松动灵活,更加注重人物精神世界与情感思绪的表达。作品一般对人物的面部进行细腻 的描绘,而身体、衣服则用简练的线条进行勾勒,这种鲜明的对比增强了画面的可读性与艺术性,也成为虚谷人物画创作的一大特点。"文化生态史观"是一种系统观点,它强调研究文化进程的发展,必须综合分析文化、环境诸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中原与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结果不同,源于中原地区文化生态系统中某些因素的优越性,战争机制促成的社会组织、放性的文化特质、务实的社会意识、多样的生态环境与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的应时发展,这些都促使中原地区逐渐确立了文化上的强势地位。相比之下,太湖地区宗教特色的社会组织,面对危机缺乏变通;保守的文化特质,使文化缺乏革新和灵活性;务虚的社会心理,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单一的生态环境,使社会面对自然灾害缺乏灵活的应对。 终,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一蹶不振,环太湖地区丧失了发展时机。在二里头遗址围垣作坊区发现了一条近南北向的夯土墙垣(Q7)和墙垣两侧的路土遗迹。墙垣可能建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使用至第四期早段。道路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三期至第四期早段。结合历年的发现,推测墙垣为围垣作坊区的西垣或西侧另一区域的东垣,道路为墙垣存在时期的附属设施。11年6月至213年5月,郑州大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等对荥阳庄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大小城南北相连、带有多重环壕的周代城址,揭示了城壕、城墙、小城南城门和相关建筑。庄城址的发现对研究周代郑州地区封国、郑国东迁等历史问题,以及建立郑州地区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