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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魏大梁城位于今封市城区偏北部，其平面布局一直没有定论，本文综合考古钻探成果、历史文献并结合封历史地理的实际情况， 绘制了大梁城平面布局示意图。大梁城平面大致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有郭城和宫城两部分组成，宫城位于郭城东南部。浚仪渠从郭城北部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宫殿区位于宫城西部正中的高台区域，手工业区位于郭城北部的浚仪渠两侧。《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景公疟》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的推测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同时发现，在比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参照物的模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 博物馆收藏有近百面西汉、新莽时期的铜镜。这些铜镜不仅种类多样，纹饰精美，而且铭文内容丰富。本文结合考古发掘和有关着录，对馆藏西汉与新莽时期铜镜的类型、流行时段及分期作一整理和研究。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距今8年前后的降温事件之后，才真正意味着人类的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始。距今55年前后降温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旱，使甘青地区这一时期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的激化，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人类文化行为的生态调整。甘青地区距今45年气候转变可能首先促进或激了齐家文化的发展。但随着气候转变的幅度增加，环境条件渐趋恶劣并超过了当时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西北地区史前农业体系不可避免的发生地解体和衰落。长期的干旱环境可能是导致齐家文化的衰落以及齐家文化之后较长时间农业文化的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倒契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清朝时期蒙古地区的土地制度和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是研究清代蒙地移民、永佃制、文化变迁等方面的重要实物。洛阳民俗博物馆藏倒契特点是主除出钱地之外，还需每年缴纳粮租，也就是说主出的并非土地所有权，而是其使用权。宋末元初之际，大量御府书画珍品流落民间，促进了元初收藏市场的活跃。特别是江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私人收藏家，如周密、王子庆、戴表元、鲜于枢、张受益等，王子庆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王子庆，宋末元初浙江钱塘人。家藏颇富，与周密、鲜于枢、戴表元、汤垕、赵孟頫等文人皆有交往。其收藏情况在周密《志雅堂杂抄》、《 过眼录》，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赵孟頫《松雪斋文集》，戴表元《剡源集》，汤垕《画鉴》中均有记载。本文结合这些着作，对王子庆交游情况及书画庋藏情况进行了论述。史载，帝丘为五帝之一颛顼的都城。关于帝丘的地望，历来争议较大，目前主要有四川某地说、内黄土山说、濮阳西水坡遗址说和濮阳高城遗址说。本文在对前三种说法进行榷疑剖析的基础上，认为它们都与帝丘无关。在采用历史文献与考古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后，本文认为真正的颛顼遗都帝丘应为濮阳县高城遗址。1年以来，河南陶瓷考古又取得一些新的进展：一是对河南北部古代瓷窑遗址进行了复查，相继发掘了巩义黄冶窑、宝丰清凉寺汝窑、禹州闵庄钧窑和禹州神垕瓷窑址。二是汉以后墓葬随葬陶瓷器较多的主要有安阳曹操高陵、洛阳老城区唐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巩义市东区唐宋墓等，唐宋金元遗址中出土陶瓷器较多的有社旗陈郎店遗址、宋城新郑门遗址、封御龙湾明代建筑遗址等。三是出版了一批考古发掘报告和陶瓷研究学术成果，为建立河南古代陶瓷发展谱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纪王崮春秋墓为带一条墓道的岩坑竖穴木椁墓，由墓室、墓道及附属的车马坑三部分组成。墓室与车马坑共凿建于一个岩坑中。墓室由外椁室、内椁室、二重棺、两个器物箱、三个殉人坑组成。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青铜器等遗物。纪王崮春秋墓规模大、规格高、结构特殊、出土遗物丰富，对研究该地区东周时期文化和丧葬制度等意义重大。9年9月，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贵港市孔屋岭发掘汉墓3座，分为砖室墓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均有斜坡墓道，出土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银器、石器等，另外还出土了一些五铢铜钱。其中M2为异穴合葬墓，时代为西汉晚期，MM3分别为双后室砖室墓和竖穴土坑墓，时代为东汉前期。新成立后出土于北京的"金《孙即康坟祭文》暨辽《孙克构墓志铭》"残石，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但长期以来，该石刻一直未受到辽金史学界的注意。本文对这方残石碑文进行了的考释，认为《孙即康坟祭文》记载了孙即康因致仕，可补史之不足；碑文中"宗"字清晰可见，足证金章宗以后避讳并不十分严谨。孙克构是孙即康的曾祖父，生于辽圣宗末期，卒于辽道宗末期，重熙十五年(146年)考中进士， 终至三品。其仕途相对通达，与其岳父是刘六符的背景有关。通过比照该残石与此前出土于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区的"孙氏先茔残幢"残石，不难发现二者碑文的字体应当出自一人手笔，由此可以断定本残石的出土地点也当在新街口豁口地区。